到了60岁、65岁，我们就当成你只是进入了整个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而没必要认为一旦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领了养老金，就能不干活、在家里歇着了。
曾几何时，在社会讨论中，人们总是将老年、老年人同“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未富先老”“社保制度面临考验”等难题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起。
这些悄无声息的“共识”，多少加重了人们面对人口老龄化时的悲观态度。
在亲历了中国近几十年来人口相关公共政策完善和调整的“2017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教授看来，上述现象走到今天理应有所扭转。
不可阻挡的新型社会形态
上观：您最近在多个场合谈到，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这一总体趋势的明确，将给我们看待老龄化时带来哪些影响？
彭希哲：近年来的比较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人口的老龄化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都将不可逆转。人类寿命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而人类恢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微乎其微，由此，这个世界会再次变得年轻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
人口老龄化本身已经没有好坏之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越来越适应这种人口的变化，才是最应秉持的态度。
亟待走出的观念误区
上观：在您来看，过往我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哪些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及时调整？
彭希哲：首当其冲一个亟待走出的误区是，过往，老龄化问题常常被看作只是老年人的问题，似乎只要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事实上，老龄化已经表现为一种系统性问题，任何制度安排的落实，都可能上溯、波及其他年龄段的公共福祉分配和接续。
第二个亟待走出的误区是，很多关于老龄社会的理解和应对之策，大多来自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相对年轻”的社会形态，或者是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学习国际经验的思维惯性已延续了三四十年。但这条路是否能继续走通，是令人存疑的。
第三个亟待走出的误区是，过往对于老年人口的界定标准过于简单。
无论是以60岁还是65岁作为“老年人口”的标准，都只是笼统地从年龄视角概括这个群体，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即便在同一时期，这一群体也因所生活的地区、社会经济能力、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基本行为模式、生存健康状况、面临的问题、需要呼应的需求等方面，表现得千差万别。
这就要求研究者、制定者对“老年”的定义做出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并根据新的定义，面向未来的年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制定出更细化的公共政策工具包。
整个公共政策体系是否能涵盖各年龄人口群体、是否坚持代际公平的原则，就显得愈发重要。而要想走出上述这些误区，必须要有一套全新的思维方式，比如全生命周期的视角。
全生命周期视角带来什么改变
上观：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可以把全生命周期视角，应用在老龄化问题上？
彭希哲：大概是五年前吧。健康管理领域，全生命周期视角更关注的是防患于未然和投资未来，通过治未病提升全人群的健康水平。
这启发我们，如果一个人想在老年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其实不需要光盯着养老金和医保，老年时的健康需要从年轻时就注意“养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通过在年轻时就争取更高收入、更多投资自己的健康和事业、把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养老保险或储蓄等方式，提前为未来的养老做准备。
为何不能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来缓解养老金问题？
鉴于上述这些思考对我们的触动，我们在应对老龄化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引入了全生命周期视角。
上观：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可以看到怎样一幅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新图景？
彭希哲：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老龄化被视为一个终生的过程，而非仅在老年阶段关注老龄问题；同时，老龄问题也被放置到整个社会经济背景中，用整体的思维来认识和看待。
在全生命周期的新视角下，面对人口老龄化，个体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积极地“未老先备”。
而当老龄化问题不再被过度聚焦于为老年人口提供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情绪也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代际均衡原则的发展理念。
老龄化的战略设计更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与价值，将短期的养老需求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老龄化是全人群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老年人养老金的平衡与可持续，需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老年人经济参与。
在此过程中，我们整个社会关于“老年”的认知、对“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定位都将做出新的调整。
上观：如何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彭希哲：比如，到了60岁、65岁，我们就当成你只是进入了整个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而没必要认为一旦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领了养老金，就能不干活、在家里歇着了。
如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多，力所能及的老年人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参与到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
在新的技术发展和就业模式改变的背景下，中老年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参与，将是我国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然，要实现上述愿景，除了相应的政策制定，还需为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创造条件，提供政策保障，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使之成为适应老龄社会的、为所有年龄人口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体系。
事实上，以今天的知识更新速度，假设一个人在大学毕业后不再进修，可能没个20年，你的知识结构就已经跟不上整个时代的步伐。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在未来会显得格外重要。
上观：它实现起来最大的困难来自哪些方面？
彭希哲：我想，最大的困难来自“未备先老”的紧迫感。
应对老龄化不是短期的事、应急的事。但由于如今我们的老龄化问题确实来得比较迅猛，“补课”的压力很大，我们就会有意无意把最多的注意力聚焦到怎么来解决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和困难上。相较之下，那些关于未来的问题就显得没那么紧迫了。
但实际上，越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来制定政策，路就会越走越难。此时，更需要通过一个相对长期的生命周期的概念，来思考和谋划整个政策体系。
